刘铁生，生于1942年，湖南长沙人，摄影家，战地记者。

他镜头里的士兵，没有高大全的定义，却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常人的人性弱点及光辉，他们是活生生的战争中的人。战争中的人是战争灵魂，而刘铁生战争生态摄影观的核心是诉说战争中人的生命、情感的悲壮生存状态，诉说人性的张扬。

——孟青山

两军阵地相距30米，敌人扔手榴弹只扔20米

这场边界战争是1962年打响的，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是一个蚕食和反蚕食的过程，就是互相占领、对峙。当时我在西藏军区运输部队当文书，看到部队用军车把炮弹运上去，把伤兵运下来，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场战争背后有很深刻的政治含义，其中西藏问题是一个重要因素。

西藏我几乎跑遍了。我喜欢藏族人，喜欢西藏这块土地，喜欢西藏的气候。人家就奇怪：那里缺氧，你还喜欢？我就觉得，西藏的蓝天白云，泥石流，暴风雪，雪崩，潜移默化地让我有了一种对天，对地，对人的认识。

我是怎么成为战地记者的呢？我爱写点东西，写得不好，可是在当时军区的小报啊，还算是个人物。1965年有个全国业余文学创作青年积极分子会议，我作为基层代表，到北京开会。开完会，上面想调我去搞摄影。推荐关注微信查找“老兵微刊”当时军委有个指示：物色电影、照片摄影师，记录边境冲突。那个时候拍电影没有现在的小东西啊，都是苏联的大家伙，我说我体力不行，高原缺氧，我更扛不起。人家就说，你去照相吧。我就调到文化部，成了摄影干事。

1965年，我去了中印边境，几乎走遍了边境线，见证了一些局部战斗。1967年，乃堆拉山口和卓拉山口出现冲突以后，我又去了。

我去以前，是受命于外交部，他们要我把敌人入侵的场景拍下来。拍完了回到北京，新华社一个编辑问我：“你就是刘铁生？”我说，是啊。他说，“唉，等你的照片发稿，一直等到凌晨一两点啊。”

你想想，拉萨离乃堆拉山口500来公里，没有柏油路，崇山峻岭，海拔5000多公尺，长年积雪，雪都一米多深，多么荒凉的边疆路啊，拍完了下来，坐车都要坐很久。而且我到前线的时候，敌人的尸体已经入境了，我拍下来，可是敌人不干啊，他要抢尸体啊。相互之间就是箭在弦上，那你这个拍摄者就是一个焦点。

我上去的时候，带队的领导对我说，“铁生啊，你等一等，你告诉我们，这个胶卷是怎么上的？”他一说，我完全明白了，那意思是，如果我回不来，他们再上去拍。

我拍完回来，一位战士抱着我说，“刘记者，你真行啊。你在最前线，敌人所有的枪口全都露出了掩体，瞄准你了。”我说，“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那能告诉你吗？我们所有的枪口也全都伸出去了。”那就是说，一触即发，你就完全是个靶子啦。

敌人为什么没有开枪？有两个原因：他们知道，不光是我们在前线的火力，还有我们在后面的炮火可以覆盖他们；最重要的是，印度阵地上基本是雇佣兵，尼泊尔廓尔喀兵。

上了前线，头一天晚上我要摸阵地呀，我上去以后，把敌人的尸体都摸了，看铁丝网在哪儿，看我们的位置，看第二天怎么拍。后来，前线指挥的团长命令我撤回来。

我刚一撤回来，敌人就把手榴弹甩过来了。两军阵地相接，距离不到30米，他们的手榴弹完全可以甩过来。可是廓尔喀兵很有意思，只甩了20米。我们的战士也只把手榴弹甩过去20米。大家有一种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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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拍的时候，敌人没有甩手榴弹过来。

第一次战地摄影之后，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当时我二十多岁，对生死问题想得不是太多，想得最多的还是把片子拍下来，把任务完成。下来以后，军区领导都很紧张，问我：“小家伙，拍得怎样？”我指着相机里取出来的胶卷说，“拍得怎么样，要看这个。”在暗房里，看着图像慢慢显现，我也很紧张。

所以我说，当时一张照片就是一发炮弹，就要靠你这些照片，向全世界公布，中印的边境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照片洗出来后，他们就都轻松了。

那个时候，用传真往北京发二三十张照片，要用三四十分钟。新华社的编辑哪能不等呀。

当时总共在中印边界拍了上百张，我觉得基本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了。现在这些照片都在新华社的底片库里，我自己都拿不出来。

庆功会上哭泣的姑娘：今天庆功会，有好多人都没有回来

1986年上老山前线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中越边境战争，可能是为中国的阵地战画了一个句号。阵地战最突出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人性，就是战争生态。战争生态是什么？它是民族的一种意志，是个人的一种精神，是人性的一种表达，它不是那种抽象的革命英雄主义。

比如说，在阵地上，看到战友牺牲了，战士绝对是义愤的，绝对是要报这个仇的。在阵地上，他想不想自己的母亲，想不想自己的兄弟姊妹，想不想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是想的，时刻都在想。所以，在我的战地摄影作品里，你一看就知道了，战士有一种特别的担心，特别的忧郁，特别的沉重，特别的责任，特别的感觉。这种战争生态观念，我是在老山上开始形成的。

我背着相机到八里河东山的一个屯兵洞去，20多个快要上战场的突击队员都在里头。那时候我已经是副师了，在平时，我就是首长了，但在那里，有战士招呼我：“照相的，快过来。”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你能给我拍张照吗？”我问他干嘛，他说，“我把照片寄给我的妈妈。”我说，“你把你的地址写上，我拍。”

所有的战士我都拍了。

拍完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到麻栗坡照相馆把照片洗了，按战士们写的地址，一个一个寄到他们的家里。后来在庆功会上，有个战士跑过来，抱着我说，“我还以为你们照相的都是骗人的。我活着回来了，我妈妈收到你拍的照片了，看到我了。”人情的表达就是这样的。有些战士，可能他们的妈妈看到我拍的，就是儿子最后一张照片了。

在庆功会上，演出队的一个姑娘在一边哭泣。我问她为什么哭，她说，“今天庆功会，有好多人都没有回来。在出征大会上，我看到你了，你给他们照相，我们给他们送行。当时有一个突击队员，说他想吻我一下，我没有答应他。现在，他已经在那儿长眠了。我遗憾啊，人家这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啊。”

其实我也有一个遗憾：我这个记者的位置太高了，我不可能去把这些人物和细节全部回访一遍，我做不到她那样。

战士的情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给作家刘白羽讲过一个小故事，他觉得非常好：我们的战士喜欢唱《小草》这首歌，当年非常流行，战士们天天在堑壕里唱。敌人的堑壕离我们很近，他们天天听，学会了，也唱“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们的战士火了，从堑壕里捡起一只破胶鞋，甩过去，冲那边喊：“你妈的，你也够格唱？！”

战场的那种险恶环境，两边士兵共同的小草一样的心态，都在这个细节里面。

我曾经跟着一些军工一起上山。他们不得了啊，每人背着上百斤粮食和水，但是这些食物他们自己不动，每人腰上都挂着一颗“光荣弹”，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他们坐那儿休息，光着膀子，穿着短裤，累垮了，我把那个场景拍下来了。这，就是战争生态呀。可是，当时的报纸是不可能登这样的照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