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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1日　阅读: 949

国产经典老电影-飘香剑雨.1970

陈剑雨，家乡泉州的儿子

再过两个多月，陈剑雨就离开这个他极为热爱的世界整整七年了。将近七年，家乡没有忘记他，他在生前，也一直将家乡泉州深深地记在心里。

陈剑雨生于泉州长于泉州，从泉州五中毕业后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1959年大学毕业分配至北京中国文联之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经历大革命、“五七干校”后，再分配到中国电影家协会工作直至辞世。尽管他因工作关系，走了许多地方，但他的人生轨迹主要还是泉州——北京、北京——泉州。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他可以自主时间了，回乡的次数多了。他总想为家乡做点事，希望家乡多出人才，以宣传家乡文化为责任。作为他的家人，我们深感泉州于他的血脉之情、泉州于他之刻骨铭心。陈剑雨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些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以作为泉州人而自豪。”他骄傲地认为，自己的“文化基因”——一种形成文化性格的微妙“元素”就在家乡泉州。

带着这深刻的“文化基因”，陈剑雨自1977年入行电影界，三十多年来，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理论研究部等岗位上，参与、见证了中国电影新时期发展的全过程，并为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参与、创办了多种有影响的活动。同时，他也撰写了许多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电影理论、影评文章，创作改编了不少优秀的电影剧作。他被同行们称为“著名的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剧作家、制片人”，“新时期中国电影事业大繁荣中艺术理论方面的领军人物之一”，“富有热情的电影活动家”，一个“爱电影胜过生命”的人。陈剑雨不愧为家乡泉州的儿子。

由于过劳诱发恶疾，陈剑雨匆匆离开了我们。我们痛定思痛，只能为他整理遗稿。经过近两年的搜集、整理、编辑，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上集为电影文学剧本选，共七部，下集为文艺理论、电影评论选，五十四篇。这些作品，既是他的心血所在，也应当是中国电影新时期发展的真实履痕。编者的初衷，除了为往生者完成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也希望今天读到它们的朋友能体味出一个普通的电影人是怎样在用心参与电影事业的发展，能了解一些中国电影评论走到今天，曾经踏过这样的步伐。为了留一个那个年代的电影人的比较完整的印象，我们还整理了“陈剑雨业务年表”，写了编辑的过程，都附在文集之后。

文集刚出来不久，就在业内获得好评，认为它厚重，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在京郊十三陵区附近的山坡上，家人们为陈剑雨选择的墓地，面朝东南泉州的方向，以慰他眷恋家乡的拳拳之情。

本报讯（记者陈智勇实习生郭佳琰）昨日，泉籍电影艺术家陈剑雨文集出版座谈会在泉州举行，泉州文化界知名人士齐集一堂，通过独特的方式纪念陈剑雨。

此次活动由市文联和泉州晚报社共同主办，泉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研究会、泉州市电影家协会承办。在座谈会上，泉州众多文艺名家和文化界人士等纷纷发言，缅怀这位从泉州走出去的电影艺术家。

《陈剑雨文集》选编了他创作、改编的电影剧本7部，电影理论、影评文章47篇，这些是他艺术人生的重要成果，也反映了中国电影新时期以来发展的真实履痕。陈剑雨入行电影三十余年，见证了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发展历程，他撰写了大量有影响力的电影理论与评论文章，创作改编了许多优秀的影视剧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被同行们称为“著名的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剧作家、制片人”、“新时期中国电影事业大繁荣中艺术理论方面的领军人物之一”、“富有热情的电影活动家”、一个“爱电影，胜过生命”的人。

陈剑雨，福建泉州人，生于1938年9月28日，先后任《人民电影》、《电影艺术》编辑，中国影协电影艺术理论研究部副主任、主任，研究员。曾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秘书长，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2008年6月3日因病去世。

泉籍著名电影剧作家、评论家、活动家陈剑雨先生是中国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他编剧、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享誉国际影坛。最近，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剑雨文集》一部集中展示陈剑雨在电影领域的艺术成就和显著贡献的专著。这部长达76万字的文集，是陈剑雨的夫人向前女士历时三年倾注心血，从剑雨存放的40多个纸箱里翻出卷帙浩繁的手稿，精心加以筛选梳理、编校审定，然后交由出版社付梓出版。书中还收入陈剑雨与文艺大家莫言、张艺谋、侯孝贤等人的合影及书信手迹，以及记述其艺术人生足迹的事业年表等珍贵资料。

这部厚重大气的《陈剑雨文集》，无疑是陈剑雨毕生热爱中华文化、执著追求电影事业、献身艺术事业的结晶。作为陈剑雨的文朋艺友，我们深为故乡的土地孕育出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感到欣慰与自豪。诚如著名导演米家山在《陈剑雨文集》的序言中指出的：“先生执著而倔强，踏实而低调，默默地近乎固执地坚守着他对电影的那份爱，就如同他对故乡泉州的那份深情一样。”

说到剑雨对故乡泉州的热爱和奉献，对父老乡亲的敬重和对文艺界朋友的真诚友谊，同样令人感动。剑雨常说他感恩故乡养育了他，使他身上具有泉州人的风骨和文化基因。那种刻骨铭心的乡恋、魂牵梦萦的乡愁，令他几乎每年都要数次回到泉州，从乡音乡情中获得难以言表的心灵慰藉与温馨。1988年夏，剑雨被借调担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一举抓拍了《欢乐英雄》、《阴阳界》等优秀影片并荣获“金鸡奖”，开创了福影厂的历史新局面。同时，他以对故乡泉州的巨大热情，支持泉州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刺桐花红》、宣传片《泉山晋水》、木偶片《雪域金猴》等，并为泉州作家的著作撰写序言、评论。几十年来，泉州高甲、梨园、木偶、歌剧、南音等戏曲团体晋京献演，剑雨无不热心奔走鼎力相助，积极邀请京华文艺名家和权威媒体观摩演出、撰写评介文章。难怪米家山发出慨叹：“这种超乎寻常的对故乡的深邃之情，在我一生认识的人中，先生可谓罕见的唯一。”

当然，剑雨的智慧才能和社会奉献是多方面的，无论是早年创作诗歌、散文崭露才华，满腔热情地搜集、整理、保护民间文学遗产，还是为培育、扶持文艺人才竭诚尽力，直至在影视领域兼擅编剧、评论、策划“三管齐下”成果卓著，无不彰显其为时代而歌、为人民立言的赤子情怀。由剑雨夫人向前选编的《我们曾一起经历过》纪念文集，收入梁晓声、马克宣、张国立、残雪等几十位影视界、文化界人士追忆剑雨高尚人品文德的文章，更以生动感人的事例，表达了对陈剑雨志存高远的人生追求和师友风范的深切怀念和真挚敬意。

日前收到寄自京城的《陈剑雨文集》，不禁悲欣交集。欣慰的是剑雨一生功业和艺术成果得以存留后世；叹惜的是他过早离世，留下太多遗憾。灯下翻读，夜不能寐，感慨万端，遂成俚句，以寄一瓣心香：

影坛巨擘著文章，举世瞩目《红高粱》。笔底常萦家国梦，胸中吞吐浩气扬。银海搏浪终探骊，荒漠耕耘树成行。天街漫步君笑慰，儿女继志播春光！

剑雨老师大我整整两个纪年。他是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影评家、电影编剧，与他结识的十年中我获得了很多教益，他是我的师长。但在我的心里，他更像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哥。

1998年，泉州市为庆祝国庆五十周年准备拍摄一部反映泉州解放的电视剧（就是后来的八集电视剧《刺桐花红》），为保证拍摄的艺术质量，聘请剑雨老师当编剧和艺术总监。当时我在宣传部文教科工作，电视剧拍摄的工作任务就落在我身上。秋季的一天下午，部里召开了电视剧拍摄的工作会议。开会前，在走廊上，我看见了一个五六十岁年纪的人，黑黝黝的肤色和脸上的皱纹，使人联想起海边的渔民，大而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梁，让人感受到一种智慧和坚定的力量。开会了，我才知道，他就是电影《红高粱》的编剧陈剑雨。这便是我与老哥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我们十年相识相处的开始。

第二年春天，老哥带着他的拍摄计划和剧本大纲来到泉州，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他和我谈影视拍摄的流程，谈这部电视剧的拍摄计划，谈剧本的创作设想，还不断地征询我的意见，让我多谈谈对剧本的看法。他总是用一种鼓励的眼神在倾听，脸上挂着微笑。

这一年的夏天，电视剧《刺桐花红》在永春山区开拍。老哥是摄制组的领导、艺术总监。外景拍摄是个累活，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炎热，一天十几小时的工作量，演职人员的辛苦自不必说，老哥经常要到现场去，还要对拍摄的艺术质量、摄制组的转场、资金使用、后勤保障、联络协调等作通盘考虑。他不辞辛苦，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好。电视剧《刺桐花红》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播出后，获得广泛好评。

老哥热爱自己的家乡，始终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而从不计较个人利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文化界的许多人到北京去办事，没地方住，就住在他北京的家里。每次泉州的剧团进京演出，他帮忙联系剧场，请记者来宣传泉州戏剧文化，向北京的专家解读泉州文化的内涵，自己亲自写戏剧评论。他深爱着泉州的文化，读书时候就参加了泉州的大众剧社，成为剧社最年轻的成员。

老哥重情重义，身边总有不少朋友。他来泉州时，即使还有许多事要做，也总是要找机会跟家乡朋友见见面、聊聊天。

老哥是一个颇有造诣的艺术家，但他从不好为人师。他关心身边每一个与他交往的人，总会从他们身上发现潜在的优点。他给这些朋友在电影艺术和发展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那时，郑宏志先生撰稿的电视专题片《解放之路》正在福建播出，获得较大的反响。老哥鼓励宏志创作电影、电视剧本。几年以后，郑宏志编剧的电影《天狗》搬上了银幕，获得成功。老哥一直想把《赵氏孤儿》搬上银幕和舞台，他认为赵氏孤儿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创作题材，在国外特别是在法国很有影响。2012年，泉州木偶剧团改编的提线木偶剧《赵氏孤儿》，在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文华奖。

老哥离开我们快六年了，家乡的朋友每在一起常常会谈起他的事，想起他的好。高粱红了，刺桐花开了，而老哥他走了，留下的是抹不去的记忆和朋友们对他深深的怀念。

洪辉煌（泉州孔子学会会长）：陈剑雨对家乡的感情很深，想方设法回报家乡，电视连续剧《刺桐花红》的创作不仅体现了他的家乡情怀，也体现了他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他为中国电影事业和泉州文化留下宝贵的遗产，可以通过创作文学传记，弘扬他的精神。

陈日升（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工作研究会会长、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副理事长）：陈剑雨有极浓的家乡情结、他写作的时候，一边听南音，一边啜铁观音传为趣谈；上个世纪80年代，上北京办事的泉州文化界人员，有时就在他和平里的旧居下榻，他的家堪称泉州文化界的“义务驻京办”。他办事认真、待人宽厚的美誉至今在家乡文化界广为流传。

王景贤（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与陈剑雨相识相交缘于创作《人与猴》，后来陈剑雨创作成13集电视连续集《雪域金猴》。拍完这部电视剧后，他鼓励说：“人一辈子能将一件事情做好，最了不起；泉州提线木偶戏别具特色，你只要专心把提线木偶戏做好就够了。”

戴冠青（泉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陈剑雨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他为中国电影事业和泉州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陈剑雨留下大量的电影文学作品和评论，可以在家乡建设文学馆，为研究陈剑雨提供一个平台，提升泉州的城市品位。

一年前的东亚文化之都泉州开幕式期间，著名艺术家向京回到老家参加当代艺术展。座谈会空隙中，我谈到她逝去的父亲陈剑雨老师，却找不到恰当的表达语气，是安慰还是追悼，似乎都不合适。剑雨老师的老朋友陈日升先生接过话说，我第一次上北京你们家，你还是个小姑娘，记得我抱过你吗？向京微笑着点点头。交谈中，我发觉听不懂闽南话的她，显然与剑雨老师的文化泉州有了一定距离。

向京看起来瘦弱，她的名字在当代艺术界却如雷贯耳，她和夫婿翟广慈创作的雕塑作品，创下过中国艺术品市场雕塑交易的最高纪录。向京的弟弟向华，也是位颇有成就的动漫影视艺术家。然而在剑雨去世前几年的接触中，我从没有听到他夸过孩子，尤其是对大名鼎鼎的向京，以至于我怀疑，父女俩是否存在艺术观的冲突，他不太能接受女儿玩的那些远离传统审美标准的“当代”作品吧？

读了文集中向华、向京的《一个告别》和他们妈妈向前的《老妻的话》，我深深地被感动了。你想象不出剑雨一辈子只有唯一的一次忙里偷闲带着夫人去海南玩了几天，我也才知道他身患重病时嘱咐家人绝对不告诉他的亲朋好友们。从子女的角度，他们更愿意看到一个平凡的父亲，“一个在那个时代被命运卷动的人”。而他们的妈妈理解：他一生播下许多友情的种子，一生都在收获，为友情所滋润，也使这人世间宝贵的情感至今还惠及他的家人。

陈剑雨为人襟怀坦荡，豪放大气，热情如火，好客重义，谭华孚教授认为“泉州文人的主流文化性格在他身上体现得分外突出”。同时，他视野开阔，学养深厚，珍爱人才，淡看权贵。影视界林子不小，什么鸟都有；娱乐圈是个大染缸，独善其身谈何容易。剑雨的不屈刚烈，恃才傲物，错失了诸多个人的发展机会，而他的宽容谦和，善解人意，让他获得了一路优质的口碑。梁晓声、残雪、方方、张国立等文艺界名流曾撰文纪念他，怀念与他“不死的友情”。

在中国电影圈内，陈剑雨绝对是一个人物，由于投入，由于痴迷，向前老师“怪”他“爱电影，胜过生命”。从影视评论、剧本创作到生产管理，说他是全才无人否认。即使在圈外，只要提到由他牵头策划并执笔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捧”红了后来名扬全球的莫言、张艺谋、巩俐，恐怕也无人不知吧。他写了许多为他人鼓与呼的影评，然而自己并没有大红大紫过，甚至，市面上没有看到过他的专著，连他的一些好友都难以说清他的成就全貌。今天，六七十万字的沉甸甸的《陈剑雨文集》终于岀版，终于让我们可以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去感受他的艺术人生。

虽然电影剧本的社会影响大，但我更喜欢阅读剑雨老师的影评艺论。雄辩中见激情，说理论述如叙家常，精心谋篇布局却不露技巧?迹，估计纯学院派的评论家只能望其项背。他在一二十年前批评过的主题图解政策、人物形象苍白等创作恶习今天仍然大量存在，而“走产业化是中国动画的根本出路”的呼吁已为现实所证明。

剑雨老师一直以作为一个泉州人为骄傲，自大学毕业分配到京城工作以后，除借调福影厂当厂长那三年，都在北方生活，据说他写作时有个习惯，一边喝着铁观音，一边听段南音。毎年春节前夕，他总要挤出时间回趟老家。每次，陈瑞统、林育毅先生便通风报信，招呼我们几位他熟悉的友人在“古厝”或“悦华”聚餐叙旧。剑雨滴酒不沾，烟不离手，对海蛎煎、炒米粉之类的古早味情有独钟。我爱听他说那一口儿化的京腔，而他的话并不多，喜欢听着大家“讲天捉皇帝”，黝黑的脸庞上始终挂着友善的笑容。

二十年间，《泉州晚报》《东南早报》的记者多次采访过陈剑雨老师，每次都有求必应满载而归，乡情成了我们与他之间的牢固纽带。2008年6月5日，当剑雨老师在两天前辞世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家乡时，泉州晚报编辑部立即连线北京，记者吴泽华通过蔡国强先生间接采访了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张导沉默了好一会儿，随后授权本报独家发表悼词，其中这样写道：“陈剑雨先生是我很多年的好朋友，当年《红高粱》的成功，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无私的帮助。他为人很正派，治学很严谨，对中国电影充满极大热情和关注。”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这个人走容易茶凉、邻座也用微信的时代，陈剑雨老师那份大都市中原始的纯朴，那份充满书生意气的乡愁，珍贵而动人。

当年莫言决定把《红高粱》改编权交给张艺谋和陈剑雨他们时表态：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于是，陈剑雨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原著进行富有创造性的改编，《红高粱》一炮打响，蜚声影坛。

读以上这段文字，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几十年来与亦师亦友的陈剑雨密切交往的许多前尘往事。

1959年他刚二十岁出头，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离开家乡分配到北京工作。半个世纪以来，他倾注巨大心血与精力，在电影理论、影视创作和艺术研究等领域辛劳耕耘，默默奉献，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尤其以电影《红高粱》和大量影评力作蜚声影坛；但他始终记住自己是泉州人，是侨乡之子，始终没有忘记是故乡母亲哺育他走向成功之路。无论如何繁忙，每年总要回乡两三趟。有几次还把儿子、女儿带回故乡寻根谒祖。每次风尘仆仆回到泉州，他都会敲开我家的门，大孩子般乐呵呵地喊道：“我回来了！”脸上挂满喜悦的微笑。

在我的印象中，陈剑雨的艺术人生似乎总跟北方的“红高粱”联系在一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1988年，剑雨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红高粱》轰动中外影坛，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等多项大奖。记得影片《红高粱》在福州举行首映式时，剑雨特意请我参与盛会，并特意安排我与张艺谋、巩俐等主创人员一起举杯庆祝。此后他创作、评论、策划三管齐下，一发而不可收。他一年到头不知疲倦地四处奔波，时而跋涉在天山戈壁滩，时而在巴蜀深山老林里转。有时朋友拍片遇到困难，他即倾力友情相助，连熬几个通宵，帮忙出点子、改本子。多少年来，他就是这样以拼命三郎的精神为电影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的太太痛惜地说：“他是玩命地搞电影，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五十载风雨春秋，剑雨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谱写生命的乐章。

许多与剑雨共事合作过或得到过他扶持帮助的文艺界朋友，都对剑雨襟怀坦荡、德艺双馨的高尚品格深怀敬意。著名导演张艺谋惊悉剑雨不幸离世的消息，非常痛心地说：“陈剑雨先生是我很多年的老朋友，是我第一部电影《红高粱》的编剧。当时他在影协工作，非常热心支持年轻导演的创新。当年《红高粱》的成功，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无私的帮助。他为人很正派，治学很严谨，对中国电影充满极大热情和关注。”我想，张艺谋满含深情的悼言，无疑是对陈剑雨先生艰辛奋斗、默默奉献的艺术人生的精神的适当概括。

红高粱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精神，更是陈剑雨艺术人生的生动写照。他在所纵情讴歌的“生得豪迈，死得辉煌”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将永远像风雨中坚强挺立的红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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