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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文物传遭窃

2014年11月2日　阅读: 1412

首席评论 2012：台北故宫与她的女掌门 20120703 首席评论

北京保利拍卖去年10月和今年4月两次推出“京华余晖——清宫木器杂项专场”，主推乾隆时期宫廷紫檀器物构件、器物匣盒、底座等。两次拍品总数过七百，多数是零散件，如桌腿、扶手、雕花装饰板等。外行可能会称其为破烂一堆，研究清代家具的田家清先生自然不是，他在其2007年出版的《紫檀缘》一书中写道：“90年代以后，已鲜有机会再见到新露面的整件完好清宫家具。进入21世纪以来，连残损的清宫家具，包括残存的某个家具部件、某片雕刻件都越发珍贵，也难得一见了。”

　　这批“宝贝”出现或许是家具收藏界最后的一场饕餮大餐，自然被受各路藏家热捧，且大多以无底价起拍，成交比率超过95%，总成交额约6000余万元，均价过8万元一件，十几件拍品成交过百万元。如“乾隆御鉴”款紫檀带暗屉须弥座一对，长27cm，成交价101万(图1)；清乾隆海水云龙纹紫檀册页盒，长23cm成交价126万（图2）；清乾隆宝座 110x75cm，高49 cm，184万元成交；清乾隆紫檀雕海水云龙纹双面工内嵌象牙乾卦宝玺盒，高17.8cm，481万元成交（图3）。资深人士异口同声两个字——“疯了”！

　　惊魂稍定后感慨万分，除了泡沫因素,为什么这些清宫木器遗物成交如此之高呢？清宫木器是如何形成？数量众多底座等遗物从何来呢？本文想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与藏界达人们分享。

　　一、清宫紫檀底座形成过程

　　1．已故著名收藏鉴赏家朱家溍先生在其编辑出版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前言中有过一段有关御制底座的有趣记述：我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初步知道清代宫中有个“造办处”，制作的小器物非常精致，座底下刻有楷书填金的“甲”或“乙”或“丙”是标明这件器物的等级。这类器物都是从宫中流散出去的，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比较突出的事情，我父亲朱翼庵从东四大街的古玩店荣兴祥买回一件紫檀木座，是个圆形的，周围雕做四个姿态不同、神气各异的儿童在用力共同抬这个座，四个儿童相当于座的四足。购买目的是为给家中原有一件雍正款的石榴尊配个座。但拿回家和石榴尊试坐一下，发现座子稍大一点，但也满好看的。可巧我父亲的朋友郭葆昌先生来到我家，看见插着一簇芍药花的石榴尊下面这个紫檀座，立刻露出惊喜的眼光，说：“哎呀！这个座太好了，不是造办处做不出这样的活来”，同时他也看出紫檀座的口比石榴尊的底略大一点。当天晚上他又来了，带着他新买的乾隆款仿古铜彩釉尊，他把四童子紫檀座和古铜彩尊一试，竟然严丝合缝。后来在他再三恳求的情况下，我父亲就把这个四童子紫檀座送给他了。

（图一）

　　朱翼庵（著名爱国收藏鉴赏家，碑帖七百余种皆为国之重宝，1953年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与郭葆昌(曾任袁世凯“陶务总监督”，著名爱国陶瓷鉴赏收藏家，藏品多数捐献国家)都是上世纪中国收藏界终极泰斗，过目珍奇不计其数，一件紫檀木座竟然能让他们忘记斯文犹如顽童，可见宫廷御用木器魅力之摄人心魄。保利这两次拍卖座底下刻乾隆款，以及有“甲”“乙”或“丙”等明确身份款的有数十件，看来引起热拍是在情理之中。

　　2．清朝开国时期皇太極奉行“参汉酌金”的政治文化方针,就是参考汉人过去历代法规,并考虑由其父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建立后金的情况，订定新政策。这势必影响到入关后满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具的生产使用。

　　清初人丁大减百废待兴，顺治又一生节俭，未设“造办处”这样的专用

（图二）

　　特权机构。所用家具一是使用前朝遗物，或是和百姓一样到“家居大卖场”采购，特殊情况才雇临工入宫赶制。且有种种反奢靡腐败规定，如顺治四年十月下旨：“谕户部定制，辅政叔父德豫亲王以下，诸亲王以上，府内座位制……施以朱漆，绘五爪金龙，后屏绘五爪金龙五色云，止用绘漆，油画务光洁，雕刻有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家具制作仅限于“绘漆”，禁止采用雕刻工艺。这除为节省开支外，还缘由所谓“漆造宫殿，乃袭前例”，即继承本民族喜欢漆木家具的习惯，顺治显然是个不忘民族传统的廉政模范。

　　满族先世女真人生活在广阔的东北草原地区，金漆木胎家具色彩艳丽明亮，表面显得富丽堂皇，符合他们的审美趋向。漆木家具重量较轻，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方式。因对漆木家具的喜爱，康熙三十九年还下御旨：“三处织造会议一人往东洋去，钦此”所谓去东洋就是公派留学去日本深造“洋漆”技术，即日本盛行的“泥金画漆之法”。

（图三）

　　清初时期紫檀由于色黑沉重，不易加工，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康熙中期，宫内所需家具仍无固定负责机构，且表面仍然以鬆器为主。文献记载至康熙三十年初下旨始正式设造办处：“以慈宁宫之茶饭房一百五十有一楹为造办处。”并开始从南方招募木匠，至此紫檀木越来越多被采用，可以说这是清宫廷家具辉煌的开始。

故宫现藏绘于康熙晚期的《十二美人图》，从中对这一时期家具使用可有一个直观了解。从美人图05和图06可以发现，漆木、紫檀黄花梨、斑竹根雕等三类家具并驾齐驱，数量上各约占三分之一。《观鹊》，美人侧坐在紫檀罗汉床上，围屏攒边镶装大理石饰板，四足为内翻马蹄足变体，已完全具备清代宫廷家具风范。另一典型实例是故宫现藏为康熙60大寿特制“紫檀雕花嵌螺钿绣万寿字组围屏”，16位皇子协同32位皇孙在上题诗文。此已是康熙五十二年，造办处设立21年后的事情。看来垂垂暮年之际老爷子终于忘记了“漆造宫殿，乃袭前例”的祖训，想开了要时尚一把。

（图5）

　　3．康熙继任雍正皇帝是个事无巨细负责任的当家人，雍正朝《各作成活计清档》记载，为制作底座皇上经常亲自关照下旨，如：“鎏金小樽一件、青绿方鼎六件、定窑碗大小七件，自鸣钟一件、玉蝈蝈笼一件、洋漆小方盒一件……以上统共二百零四件，说郎中保德传旨：着应配座收拾，记此。”所谓“着应配座收拾”就是要根据每件器物不同情况量身设计打造。一次订单二百多件，件件不能马虎雷同，看来够造办处忙一阵了。从《十二美人图》中也可以看到文玩陈列都配有各式匣盒底座，最典型是《鉴古》，背景博古架上陈列有十余件瓷、玉、铜等器物，桌上也有摆设，件件都配有精美底座。显然从康熙朝始，宫廷收藏古董文玩量身配座已成惯例。从图-09中底座外表看大多数是漆木座，紫檀座尚未成风。雍正七年三月太监王太平传旨：“宝贝阁内器物系紧要之物，往往被座子匝坏，器皿着海望细细查看，或换漆座，或换软木，务使不要匝坏器皿，钦此。”言话中透露雍正对宝贝阁内器物之宠爱，也显示当时硬木紫檀底座并不得宠。

　　古董文玩“着应”配上精美匣盒底座就像服装设计师为美女明星量身定做礼服一样，展示效果与赤膊上阵迥然不同。底座除感观锦上添花之外，还有不可或缺的实际功能。如瓷质梅瓶、高足玉器等配上宽厚底座可以增强稳定性；很多盘子、赏石、根雕没有底座根本无法站立展示。底座还对搁置承载的黄花梨、紫檀或楠木多宝阁、香几等珍贵家具起保护作用。对香炉、香薰等可以隔热防火，对花盆、鱼缸、水盂、砚台等可以防潮隔水。即使没有水深火热之灾，瓷、铜、铁、石等硬度都远超任何木质，直接压置家具上必定会造成磨蹭损伤。

　　4．抠门的三代先皇给乾隆留下一大笔遗产，新皇帝正好是个特大玩家，在位六十年加上离休后4年，他就整整造了64年。天下奇珍异宝大都收藏于内廷，为文玩做匣盒底座，既体现主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也是把玩、品味的最好方式。于是在皇帝亲自关注下，造办处对各种文玩进行底座设计策划，如乾隆三十五年内廷档案“匣作”记载御旨：所列配座文具有“白玉佛手笔掭一件，（配木座）白玉双鱼洗，掐丝珐琅水注，霁红笔洗一件，青花白墨罐一件……配得合牌座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交淳化轩续入多宝格内摆。”

　　由于明代文化推崇黄花梨家具，黄花梨木被大量使用，紫檀木退居次席，至清初便有大量紫檀木贮于北京。王世襄著作《眀式家具珍赏》内收家具珍品共162件，其中绝大多数为黄花梨家具，眀式紫檀家具仅11件，比例不到10%，可以反映当时的流行时尚。或许是乾隆皇帝厌于漆木底座过于浮华，发现紫檀木色泽黒紫沉稳，与瓷、玉、青铜相配极佳，而且木质致密，便于精雕细刻，于是紫檀成为乾隆专宠。虽然都是小配件，但有的雕龙描金，有的镶玉配牙，有的乾隆皇帝亲笔题记，竭尽精巧奢华。底座只是清代宫廷家具的冰山一角，现在木器界津津乐道的所谓“乾隆工”“紫檀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功告成，同时完成了对眀式家具颠覆性变革。如此次拍卖的紫檀嵌象牙雕饕餮纹八方须弥座，寛21cm，“乾隆紫檀雕夔龙饕餮纹宝座”，都是这一时期宫廷木器的典型代表。有的底座甚至过分装饰喧宾夺主，如(图-11)“乾隆雕珊瑚佛前三供”，紫檀长方形大底座托三个紫檀香几式圆形小底座，并有各色宝石、象牙、珊瑚等镶嵌装饰，工料耗费显而易见要远超三件珊瑚摆设。不管怎么说，人靠衣服马靠鞍，宫廷器物配上这些匣盒、底座，才能相得益彰锦上添花身价倍增。

　　由于乾隆朝的无度挥霍，导致嘉庆、道光朝廷财政困难，开始明令禁止扬州贡玉，或酌减贡物。紫檀器具配件的制作规模也相应逐渐缩小，制作工艺与质地远不及前朝。因此遗存下来的紫檀家具精品，包括精美的器具配件，大多可认定为乾隆时期，这是本次拍品的原始出处和断代根据。

　　二、清宫遗物由来

　　清代为规避前朝封王制度带来权力分散的敝端，将王公贝勒大部集中在京城。清代宫廷家具主要由内务府养心殿造办处主持制作，少量各地贡品。历经百年制作收储积累，宫廷紫檀家具大多汇聚在紫禁城、颐和园、圆明园、各大王府权臣私宅等处，承德避暑山庄、沈阳盛京皇宫仅有少数，这使得北京成为清代宫廷家具最主要的聚集地。那么这些“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呢。各方面资料显示，清宫木器大致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流向民间：

　　1．顺治初年即定崇文门为九门统一征税处，成为京城最主要的货物集散交易中心。清代宫廷残旧无用之物送此出售，获罪臣子查抄没收的家产奴仆等，除清宫留用或赏赐功臣外也在崇文门变卖，如乾隆宠臣和珅抄家仅木器就有“鉄黎紫檀器库6间8600余件”，多数被依此法处理。

　　2．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次遭西方侵略军洗劫，掠得的家具由于体量过大多数被运至天坛进行分赃拍卖，其中精品优先被洋人瓜分，残存部分出售给市民，北京的名流大家中遗留的少量宫廷家具，很多是由此途径留存。

　　3．清宫人员庞杂，清宫档案历年有宫内物品遭窃流失的记载。溥仪出宫前后，采取各种办法盗运出大量宝物。树倒猢狲散上行下仿，皇族大臣太监权贵们相互勾结巧取豪夺前清遗物，紫禁城内外宝物流失愈演愈烈。到解放后仍时常有宝物被盗窃，如原承德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十年间采取涂改档案，以非文物代替库藏文物等方法，盗取外八庙文物达259件。传大都是故宮當年調拨給河北等地博物館的，一直到窃贼奸商屡次倒手，最后2004年赃物在香港佳士得拍賣时被无关人员偶然发现。暴露了目前国内文物保管工作中存在的制度缺陷。

　　4．清末民国初皇公贵胄家境日益衰败，旧时显贵们大都又无一技之长，变卖家产古董便成为维持生计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成为古董商们最重要的货源。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存有原恭亲王府紫檀雕花家具共二十项,三十三件,包括王榻、平头案、古董柜等。恭亲王奕䜣地位仅在慈禧太后一人之下，这批家具虽风格与康乾盛世有所不同，但雕工精致,气魄辉宏,为清晚期宫廷家具代表。据查这些宝物是在民国时期由“清皇室接受委员会”某成员所得,由北京运至上海、香港、台湾,最后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购成为藏品。

　　5．民国经历近半个世纪战乱，故宫旧藏也历经磨难，观念上对配件的忽略也会造成损失。如1914年被从沈阳故宫调入北京故宫的“画珐琅宝相花冰箱”，40多年后回归沈阳时，冰箱原配有四个老虎腿底座遗失。抗战初期故宫文物南运，时间匆忙容量有限，家具以及铜、玉、瓷等底座很多未被重视顾及，所以故宫清代宫廷家具收藏数量和质量远胜台北故宫。底座一旦与器物分开，天长日久数目庞杂，很难再珠联璧合。

　　6、由于汉族与游牧民族出身的满族审美取向又明显不同，上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化界对清代家具一直持全盘否定的观点，被认为是纤琐繁缛，侈靡庸俗。上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以及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古典家具其功能制式不适应当时的社会时尚和居住环境，故被大量改制、拆散或者遗弃。更悲惨的是一些黄花梨紫檀部件被改制成刨身、斧柄等木工工具，算盘、称杆等量具，以及二胡、唢呐等传统乐器，而清代家具是其中的重灾区。

　　当时百废待兴，文保单位人力物力有限，很多木器残件已无法修复展出，在文革前后部分转让给了国营工艺进出口单位，中式家具厂商，以及个人藏家。有的单位将雕刻残件发送给下属木工厂工人作为学习样本，本人十年前曾获河北涞水某家具厂经营者赠送两残件，称是为外贸生产家具时获得的范本。03年我为制作一玉器底座将一件还他，让照此风格仿制，就此没再回归。今年原主告知，已被人两万多元买走。

　　保利今春拍卖的应大多是出自紫禁城的旧物，其材质多为珍贵紫檀木，身份高贵明确，具有鲜明的清宫木器特点，虽然大多是底座、镜框、匣盒和残件，但依然代表了清代木器制作的巅峰。于是这些曾经“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今日终于身价百倍，修成正果。

　　只是好戏收场之后心中留下的是些许歔欷和悲哀，构件的命运反映的是明清家具曾经经历的浩劫,希望这样的历史永远不要再重演。紫檀器物构件的热卖或许能让人们特别是文保部门增强对对文物匣盒底座的重视,看到一张故宫“漱芳斋”公开发表的内景照片，细看黄花梨多宝阁上展示有数十件文物，十之八九竟然是没有底座的“赤脚大仙”。这些东西难免都会需要清理挪动，难道它们不怕相互刮蹭吗？保利拍卖品中会有它们的结发原配吗？“漱芳斋”现仅用于故宫接待重要贵宾休息，我没有进去过,据说陈设的全是国宝一级的文物。假设我有一件宫廷黄花梨多宝阁和一批国家文物，虽然我没有造办处随时伺候，但我可以量好文物尺寸，去古玩市场买一批底座来救急。砸锅卖铁我是不会让珍贵的家具与文物短兵相接的，因为我实在舍不得。

　　历史造成的损失已是既成事实,如果我有能力、财力或者权力，我会选出部分有代表性的残件，请家具专家研讨分析。在白纸或电脑上恢复画出构建原属家具原貌图样，将虚拟和残存实物一起展出，再现清代宫廷家具当年的灿烂辉煌。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是我的梦想,或许只能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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