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民众在河内和东京举行反华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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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媒体广泛传播的维罗索照片，引起人们的无限同情。 李开盛 供图

菲律宾大学校园内呼吁营救维罗索的海报。

菲律宾大学校园内的烛光抗议活动

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刊登的阿基诺营救维罗索漫画。

菲律宾媒体发布的民众游行图片。

对现代国家来说，保护其海外公民是其当然的职责。但是，许多政府往往面临这样的窘境：它要保护的海外公民不只是普通公民，还可能是被当地政府指控的罪犯。如何在责任与法律、个人权益与国家间关系之间保持平衡，成为一个棘手的现实课题。

2015年4月底，菲律宾政府就再一次面临这样的挑战。

故事的主角是维罗索（Mary Jane Veloso）。她今年30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以前曾作为女佣在沙特工作，由于几乎遭到强暴而回国。但在经济压力下，她又试图到国外工作。2010年，她被指控入境印度尼西亚时携带毒品，结果被判处死刑，由于当时印尼暂停执行死刑而免遭一死。今年新的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上台，为了表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态度，开始恢复执行死刑，启动了对她和另外八名毒贩的死刑程序，行刑日期定在4月28日。

但维罗索坚称其无辜。根据其供述，她当时是为了找工作，被一个名叫塞吉奥（Maria Cristina Sergio）的邻居非法征募骗到马来西亚。到马来西亚没几天，该同乡又骗她一起同赴印尼会一个朋友，并承诺一回来就给她工作。但临时塞吉奥自己又找借口不去，让维罗索只身前往。行前她与同伴给了维罗索一个新买的箱子，结果在入境印尼时被检出里面藏有2.6公斤海洛因。

2015年3月，为使维罗索免于一死，菲律宾政府和维罗索的律师曾就此案首次提出上诉，但遭印尼最高法院驳回。为拖延行刑日期并挽救维罗索的性命，菲律宾政府与维罗索的律师4月24日第二次就维罗索案判决提出上诉，向法院强调维罗索并非贩毒者，而是人口贩运犯罪活动的受害者，请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复审。

除了法律层面以外，菲律宾也与印尼进行各种层面的外交交涉。除了外交部，最显著的是副总统、总统亲自出马。副总统比纳（Binay）利用4月23日在印尼出席万隆会议纪念峰会的机会向印尼副总统求情，总统阿基诺三世也数度写信给印尼总统佐科，请求印尼对维罗索网开一面。4月27日，东盟峰会在马来西亚召开，阿基诺三世借与印尼总统佐科会面之机，强调维罗索“明显是因被人欺骗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非法毒品的运送者”，再次请求停止执行死刑。

在菲律宾，老百姓普遍相信维罗索的无辜，加上其引人同情的身世，民间也开始了强烈的请愿、祈祷活动，网上的签名活动在短时间内搜集了大约172000个在线签名。笔者访学所在的菲律宾大学，学生们在校园中心椭圆大道上的树干上都拴上印有维罗索头像的海报，上面有呼吁“拯救维罗索生命”的口号。随着行刑日期日益临近，学生还举行了烛光请愿活动。一些市民团体干脆在印尼使馆前安营扎寨，一边抗议印尼的决定，一边为维罗索祈祷。

但是，印尼方面始终态度强硬。4月27日晚间，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宣布，菲律宾驻印尼大使馆证实，印尼当地法院已驳回菲律宾政府最新提出的上诉。当阿基诺三世与佐科交谈、亲自请求印尼当局能从人道主义方面考虑维罗索案件时，印尼总统佐科仅仅表现出了“同情”，并答应会就此案相关法律问题询问印尼总检察长。

就在菲律宾人以为营救无望的时候，转机终于来临。4月28日早上，被维罗索指控的非法募工者终于现身菲律宾Nueva Ecija省警察局投案。菲律宾马上将这一情况与印尼交涉，希望把维罗索作为指控的证人，不要执行其死刑。在接到菲律宾的请求后，印尼总统佐科紧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最终决定中止执行对维罗索的死刑，将她在最后一刻从死神身边拉了回来。菲律宾得到这一消息是29日凌晨，在印尼使馆外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的民众霎那间一片欢腾。对于这最后一分钟的转机，菲律宾人普遍视为“奇迹”。

维罗索的案件仍在进行之中，她的死刑只是中止还非取消。其未来命运如何，还有待于菲律宾与印尼之间一系列法律、外交方面的交涉、合作与博弈。但那几天的跌宕起伏，也让作为旁观者的我思考良多。

在我印象中，菲律宾人卷入贩毒案件不少，菲律宾政府出面为自己涉嫌犯罪的海外公民求情也非首次。在我印象中，近几年有关中国的就有三次，也是副总统亲自出面求情，强调菲籍毒贩“都是国际贩毒集团的牺牲品”。副总统在菲律宾属于“备胎”，除非总统授权，并无法定职权。但比奈作为总统的海外菲律宾劳工事务顾问，总是在这方面“冲锋陷阵”。贩毒在中国属于严重犯罪，中国第一次允许比奈访华，但也只是将刑期推迟。第二、三次赶上中菲关系恶化，中国拒绝了比奈的访问请求。

像菲律宾这样极力营救海外犯罪公民的国家，在世界上并不是孤例，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政府都曾有此举。在此次维罗索事件中，其他八名毒贩被按时处死，其中包括两名澳大利亚人、四名尼日利亚人、一名巴西人和一名印尼人，澳大利亚和巴西政府也曾出面向印尼政府求情。但像菲律宾这样多次为海外犯罪公民出面，而且是高级别层次的出面，加上政府民间一起动员，可能还是十分少见。

其中原因，可能不外乎两个。一是海外劳工对菲律宾经济的重要性。由于菲律宾人会英语，国际流动性很高。虽然其国内人口刚过一亿，但已成为仅居中国、印度之后的侨民大国。根据菲律宾海外雇佣管理局的数据，其中在海外工作的菲律宾人（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在2013年已超过180万，2014年达到232万。每年汇回国内的款项成为支持菲律宾经济的重要因素，其金额据报道在2014年前七个月就已高达150亿美元。在菲律宾，海外劳工被视为当代英雄，也代表了菲律宾在海外的“脸面”。

二是海外劳工在菲律宾政治中的重要性。在菲律宾，选票在政坛中至关重要。海外菲律宾人数量众多，加上其亲戚数量更是庞大，是任何菲律宾政客都不能忽视的选票来源。由于被认为在年初特警南部被杀事件中处理不当，阿基诺三世今年的净支持率（支持率减去不支持率）虽仍为正数，但已大幅下降。由于此次在维罗索事件中的表现，许多人对其给予肯定、赞誉之词，其民望可能有所扭转。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特别是左派人士批评阿基诺早就应该行动，包括维罗索的母亲也出来批评，说她早已向政府求助，但得到的只是空头承诺。 不管阿基诺三世是不是政治做秀，从客观角度看来，此次营救过程中菲律宾的一些做法还是值得借鉴。

一是坚持运用法律手段，这点对最后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死刑程序启动后，菲律宾政府为维罗索雇佣的律师利用印尼司法体制所允许的最后手段提出申诉，要求对案件重新评估，其理由是她在审理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的翻译。

笔者访学所在的亚洲中心的Ivy女士强调，此事在印尼也有先例，曾有一名毒贩因翻译问题而被最高法院将死刑改判为终生监禁。在非法征募人投案后，菲律宾方面提出的将维罗索作为指控国际贩毒集团的证人，则为印尼中止死刑提供了法律上的理由。

二是高层次的外交交涉，也是对方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不但总统、副总统这样最高级别的政治领导人频频去信、见面，直接向印尼方面陈述要求，菲律宾还巧妙地利用了东盟这一外交舞台。根据菲律宾亚洲中心助理教授西维拉（Henelito A. Sevilla）的看法，最后的结果是神的干预与阿基诺政府运用东盟外交战略的共同结果，是东盟共同体的胜利。印尼作为东盟领导国家，于外交层面确实不得不考虑维护整个东盟团结的需要。如果维罗索被处死，她将是20年来第一个在东南亚国家被处死的菲律宾人。20年前的1995年，菲律宾女佣弗洛尔·孔特姆普拉西翁因谋杀罪在新加坡被处决，曾在菲新两国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导致两国分别召回大使。印尼总统佐科在处理维罗索案的时候，未必没有想起这一桩往事。

三是理性的民间诉求。菲律宾民众表述诉求主要是通过签名、祈祷等和平行动，虽然有在印尼使馆外的抗议，但并无过激行为。他们的诉求也集中在“维罗索是受害者”、“中止死刑”等方面，这样既保持了压力，又看起来不致过分，有利于赢得更多的同情。

四是国际支持。菲律宾利用国际范围内支持废除死刑的声音，赢得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对维罗索案的支持，其中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印尼裔法国歌手Anggun、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Jose Ramos-Horta等。在27日的东盟峰会上，来自东盟青年论坛的代表也向印尼总统佐科递交了呼吁信，要求免维罗索一死。

维罗索的案件表明，一件刑事案件这样的小事成为外交中的大事，既有菲律宾的特色，也反映了一种普遍现象，即国际关系中人的因素。国家间关系不只是抽象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还关系到活生生的个人。如果处理得好，就可能使得双边关系更上层楼，甚至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是双边关系倒退，加剧彼此国家甚至人民间的恶感。

就在这一次，由于印尼拒绝巴西和澳大利亚政府的求情，两国都表示遗憾，后者甚至召回了大使。在澳大利亚的媒体上，甚至有人发起“抵制巴厘岛”运动，呼吁不购买印尼产品，不去那儿旅游。

菲律宾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教训。在2010年8月导致8名中国香港游客死亡的人质危机中，由于阿基诺政府处理不力，事后应对不佳，甚至长时期内拒绝道歉。结果导致与中国香港关系恶化，多国亦发布对菲旅行警告。菲律宾的形象遭受严重损失。

根据菲律宾总统府公布的数据，当前还有多达88名菲律宾人在海外遭受死刑判决，其中马来西亚34人、沙特28人、中国21人。这些人情况各各不同，未必都是像维罗索这样的“受害者”，将不得不因为自己违反所在国法律而承受严厉制裁。

对菲律宾来说，根本的途径还是加强教育、提醒与对海外劳工的事前介入与管理，避免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样的犯罪活动，也避免与相关国家间的关系因此而遭受波折。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李开盛关注中美在亚太的冲突管控机制，他于今年3月至9月在菲律宾访学。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邀李开盛与读者分享此行政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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