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雀山汉墓（二号墓）出土竹简   

1972年4月，临沂银雀山l、2号汉墓《孙了兵法》、  《孙膑兵法》以及《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等四千余枚竹简赫然出土，立即引起世人的关注。此项考古发现，先后被列入“新中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新中国50年最有影响的考古成就”、“中国20世纪(100年)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然而，35年来，是谁首先发现了银雀山汉墓竹简?一直没有定论。几位当事人，在不同的时间，面对着不同的媒体，诉说着自己的发现经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作为竹简出土地的档案工作者，有义务、有必要依靠所掌握的档案资料，澄清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吴九龙发现说。

吴九龙，时为山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现为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

对于竹简的发现过程，当事人吴九龙在不同时间、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说法：

1983年，他在《银雀山汉简释文》一书后记中写道：“1972年4月我参加清理发掘银雀山一、二号汉墓”。这时，他只说是参加发掘，没有说他首先发现了竹简；l993年，他在《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词典》中，称“l972年主持发掘了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l号、2号汉墓，出土了包括《孙了兵法》、《孙膑兵法》在内的多部兵书、佚书和历谱等数千枚汉简，并对随葬器物、汉简形制、文字和内容进行整理和研究”(469页)。这时，他把参加发掘说成了主持发掘，但也没有说是第一个发现了竹简；2002年7月，吴九龙在为《金雀山银雀山两汉墓群》(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序时说：“l972年4月，我和同事牛宝启来到临沂县考察文物工作，……当我们从出土物中发现深褐色、形同腐草的竹片上有字，并辨认出‘齐桓公问管子’、‘晏子曰’、‘齐威王问孙子’等字样，周围的人都很惊奇，我脱口而出：‘这是竹简、是简册。’当时围观的人们并不知竹简为何物。我解释说：‘这是古代的书籍……。’”在这段文字里，吴九龙开始说“我们”发现了竹简；2003年4月，在为岳南《遭遇兵圣》作序中写道：“我不但亲历了银雀山一、二号汉墓的考古发掘，抢救性地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竹简。同时还是清理保护竹简，并对竹简作释之、缀联、注释和研究工作的唯一始终其事者。”虽然在序中吴九龙没有说他发现了竹简，然而在该书中，借作者岳南的笔，详细地描述了他发现竹简的过程:2005年8月4日，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播出了《临沂之银雀山之谜》。片中，吴九龙对着观众详细地讲解着他的发现过程：我们发现了‘简册’；  ……我发现了《孙了兵法》竹简。

这样，吴九龙从“l983年参加”，到“1993年主持”，再到“2003年发现”，跳跃式的、逐渐丰富了自己的竹简发现说。

笔者注意到，吴九龙的发现说，存在很多疑点。

首先，吴九龙本人在l993年以前，也就是从l972年竹简出土后的二十年里，一直没有说过他是发现者，只是后来随着当事人相继离世，他的发现说才渐渐浮出水面。

其次，吴九龙发现说缺少其他当事人的佐证。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还是为《金雀山银雀山两汉墓群》作序，均是吴九龙自己在叙述着自己的发现过程。与吴九龙同来临沂的原省博物馆工作人员毕宝启，参与发掘银雀山汉墓的原临沂县文物组工作人员刘心健、杨殿旭等在现场人员，却没有一个人说过吴九龙发现竹简。

再次，多年来，吴九龙作为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名誉馆长，多次来临沂参加学术会议，指导工作，而竹简博物馆在涉及到竹简发现者时只提“考古工作者在银雀山一、二号汉墓中发现了包括…… 竹简”，从未认定他就是竹简的发现者。笔者以为，临沂邀请吴九龙，是敬重他在竹简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具体参与了竹简发掘工作，而不是作为竹简的发现者。

第四，吴九龙自述主持发掘了银雀山一、二号汉墓，这一说法也不妥。据原临沂县文物组工作人员张鸣雪工作笔记记述，“15 日下午，省博工宣队魏队长和白云哲、蒋英炬三人前来临沂，当晚即在文物组开会……”。如果由牛宝启、吴九龙主持，何须再派人来?熟悉当时历史背景的人是不会忘记工宣队的历史作用的。据毕宝启回忆，他们参与一号汉墓后期发掘时，墓内竹简、器物已基本被临沂县文物组的考古人员清理完毕，何须主持?而二号墓内出士的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竹简，与一号墓出土的孙子、孙膑兵法竹简无关。从时间上看，有照片为证，当年新华社驻山东分社记者岳国芳拍摄的竹简出土照片，就是二号墓的出土情况。

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

据与吴九龙同行的原山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牛宝启回忆：l972年4月14日中午，当时年龄较大、资历深的毕宝启(1961年调入省文物管理处，后合并为省博物馆)和吴九龙(1971年底调入省博物馆)两人自益都(今青州)来临沂。当他们到临沂地革委大院居民区时，发现正在挖掘古墓(即银雀山一号墓)，年轻的吴九龙就跑了过去，很快返回来对毕宝启说，墓中挖出很多漆器，还有一堆像竹丝一样的东两。下午，他们到地革委接洽工作时，也没得到出出土竹简的消息。到了晚上，约八点左右，刘心健跑来报信，发现了竹简……。(图一)

图一  牛宝启工作笔记  (日记中“Ml”即一号墓)

    自始至终参与银雀山一、二号汉墓发掘工作的原临沂县文物组工作人员刘心健，在《汴梁晚报》(2000年4月12日三版)《银雀山汉墓发掘与发现竹简纪实》中，对此记载是：“(当晚，)经地县革委会的领导同意，急忙前往将这一重大发现(指出士竹简)告诉他们(指牛宝启、吴九龙)……”。

参与银雀山一、二号汉墓发掘的加一当事人杨殿旭，2004年6月在看完岳南《遭遇兵圣》中关于吴九龙发现竹简的描写后，愤而在书中有关章节写下“胡编”、“无中生有”、“胡说八道”的批语。为澄清事实，杨殿旭抱病写下了《临沂银雀山汉墓清理情况（第一天竹简的发现）》：“我们撤离工地时已日落西山，马上到三所向毕宝启、吴九龙二位老师做了汇报”。（图二） 

图二  2003年  杨殿旭抱病写下的手稿   

在追访竹简发现者的过程中，笔者在临沂市博物馆档案室，见到了多年从事考古工作、已故张鸣雪老先生(时年74岁)的考古工作笔记。笔记对此记载是：省博物馆毕宝启、吴九龙二同志来临沂。晚上关于“竹书”保管问题去找毕、吴(在三所)，当即来文物组，看后提议电话向省请示，工地暂停。

四个关键当事人证实，发现竹简时，吴九龙根本就不在现场。而是到了晚上，毕宝启、吴九龙两人才得知出士竹简的消息。

以上事实证明，吴九龙不是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的发现者。

刘心健、杨殿旭、张鸣雪发现说。

刘心健，时为临沂县文物组工作人员，2001年11月病故。杨殿旭，时为临沂县图书馆工作人员，2004年9月病故。张鸣雪，时为临沂县文物组工作人员，74岁，摘帽右派，1974年病故。

刘心健在《历史知识》l985年第6期《银雀山竹简出土记》中，对竹简出土有较明确地记载：“由我和临沂县图书管理员杨佃(殿)旭同志下坑发掘。……不久，老杨又从水中摸出几个铜钱，还有一个竹片残片，说是上面好象有字，一齐递给了我。铜钱是两汉的‘半两’钱，竹片上则模糊不清。这时，我脑了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是不是古代人书写用的竹简呢?’几经犹豫之后，我决定先仔细看看再说。于是我小心地冲洗上面的淤泥和水锈。奇迹出现了，竹片上真的现出了字迹。仔细辨认，写的是隶书‘齐桓公问管子曰’七个字。我立刻兴奋起来，告诉老杨，咱们有了重大发现，这是记载先秦史料的竹简，得马上停工，保护现场。”

杨殿旭在2004年6月《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清理情况(第一天竹简的发现)》一文中说道：“就在这时，水面上飘起一片约七八公分长的一块薄片，我就用手托在右手掌上，用水洗去上边的泥，即露出很清楚的几个黑字，我说，你看这上边还有字，真清楚。递给他二人，于(文起)、孟(宪龙)正在惊奇的看着、念着时，刘心健送东西回来看到后，仔细地念后说这是竹简。他们问，里面还有吧，我说没有了。这时跑到放器物的地方一看，和那件器物放在一起的全是竹简。竹简就这样发现了，当即停止了清理工作。”

2007年3月24日，毕宝启在济南家中，对笔者回忆说：“(4月14日晚)刘心健来报信时跟我说啊，竹简是杨殿旭拿水涮出来的，杨殿旭发现的，发现了竹简，有字，黑糊糊的不清楚，还是毛笔写的，是人家刘心健第一次告诉我们，要证明竹简是谁发现的，应该是杨殿旭”。 

1998年2月l2日，临沂市文化局在刘心健给临沂市人大常委会“要求领取发现证书的报告”上，对刘、杨发现说表示认可，签署“情况属实”并加盖公章。

据张鸣雪先生长子张厚德、次子张祖德回忆：发现竹简的当天，张鸣雪在吃晚饭的时候，对他们谈起自己辨认、发现“秦缪公问百里奚”、“下也，何如周公旦”、“民多肠疾”等竹简，并用湿锯末保护竹简的过程。

对于当时参与发掘的人员，综合毕宝启、刘心健、杨殿旭、锺俅(时为临沂东方红电影院工作人员，竹简发掘前外景拍摄者)等人的叙述及张鸣雪、毕宝启两人工作笔记，笔者排出了竹简墓发掘时间表和参与人员名单：

4月11日，发现古墓，孟宪龙(即孟季华)向临沂县文物组报告，文物组实地察看。

4月14日上午，一号墓发掘工作由刘心健、杨殿旭负责，张鸣雪负责看管物品，王文起、苏寿年等负责传递出土文物，孟宪龙负责维持秩序，锺俅拍摄了发掘前现场照片。

4月14日下午5时许，刘心健、杨殿旭、张鸣雪发现并确认竹简。并向地、县革委会汇报。

4月14日中午，省博物馆毕宝启、吴九龙自益都来临沂，了解临沂地区文物普查保护情况。中午，毕、吴两人到过发掘现场。下午两人去临沂地区革委会洽谈工作。当晚得知银雀山汉墓发现竹简的消息并报告省博物馆。

15日停工待命。下午，省博物馆魏队长、白云哲、蒋英炬等来临沂指导竹简发掘工作。

16日，白云哲返省汇报。毕宝启对墓葬进行测量，并补拍了竹简墓外景照片。下午，省博物馆蒋英炬、毕宝启、吴九龙及刘心健继续发掘。

17日，一号墓内清理完毕。

18日，魏队长、蒋英炬返济南。当日下午，发现二号墓，牛宝启、吴九龙、刘心健参加发掘，杨殿旭、张鸣雪、孟宪龙参与看管文物、维持秩序。其间，新华社驻山东分社记者岳国芳拍摄了二号墓出土《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竹简照片(图四，上递者为吴九龙，下接者为毕宝启)。

19 日，继续清理二号墓。锺俅到文物组拍照。   

20日，发掘工作全部结束。

21日，岳国芳继续拍照。

22日，岳国芳拍摄了清洗竹简、临摹简文工作场景(地点：临沂县图书馆楼下，前为毕宝启、吴九龙，后为杨殿旭、崔涛)。

23日，毕宝启、张鸣雪按照出土文物复原二号墓平面图。

24—28日，毕宝启、吴九龙、刘心健、张鸣雪等人对全部出土文物进行登记造册。

30日，由临沂县图书馆杨殿旭、县文化馆刘大田、县宣传队黄瑞元三人押车送竹简及其他出土文物去省博物馆。

从时问表可以看出，刘心健是参与一、二号汉墓竹简出土．全过程的唯一者，杨殿旭、张鸣雪参与了一号墓前期、二号墓的发掘工作。毕宝启、吴九龙参与了一号墓后期、二号墓的发掘工作，吴九龙进京参与了竹简整理的全过程。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年代，刘心健、张鸣雪等人，作为“搞四旧”、“复古”、“某某某的孝子贤孙”受到批判，没有留下在发掘现场的照片，这不能不成为一个遗憾。张鸣雪老人，这位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文学院史地专业，自六十年代初便从事临沂考古工作的老知识分子，头戴“摘帽右派”的帽子，以74岁的高龄，参与了银雀山汉墓的考古发掘，并详细地记录了考古全过程(图无)。他以其渊博的学识，肯定了刘心健、杨殿旭的发现。l974年12月，张鸣雪老人因病辞世，他留下的7册考古工作笔记，成为后人研究临沂历史的宝贵财富。

大量资料证明，以刘心健、杨殿旭、张鸣雪为代表的群体，就是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者、确认者。（图三为刘心健、杨殿旭合影）  

写在后面的话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士，凝聚了文物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和各级领导的心血，许多无名英雄为竹简的出土、研究作出了默默无闻的奉献。没有他们，可以说就没有竹简的今天。但是，如果没有刘心健、杨殿旭、张鸣雪的发现确认，这些竹简就可能和墓中盛果物的竹篓一样，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须知，在此之前，临沂乃至山东的考古工作者对竹简两字还是很陌生的，更别奢望发现竹简了。从这点来说，竹简发现者功不可没。

图三竹简发现者刘心健、杨殿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