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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北京早期博物馆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科学和许多新理念传入我国，除在紫禁城内开办的三个综合性博物馆外，一批有识之士也开始在北京兴建各类专业性的博物馆、陈列所。

这类专业性博物馆和陈列所集中展示相关专业的藏品，因此它们不像综合性博物馆那样具有很大的规模，而且它们多位于胡同或者小型的公园里。正因为它们更贴近市民百姓，这些专业性博物馆和陈列所在开启民智和普及科学知识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1908年，在广安门内大街路北、原仙露寺旧址上的工艺官局所属商品陈列所，就吸引了大批市民前去参观；1914年，中山公园的前身中央公园，在其社稷坛西南新设了卫生陈列所。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小小的陈列所一直坚持进行健康卫生教育和预防疾病等相关知识的展览；1916年，兵马司胡同15号院的两栋楼房内诞生了中国早期的地质博物馆，同时也孕育出中国早期的地质科学。

另外，还有戏剧、艺术等方面的专业博物馆应运而生，这些都促进了早期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繁荣和兴盛。

早期的专业性博物馆和陈列所，因为集中展示某个专业领域的展品，它们不像综合性博物馆那样有很大的规模，且多藏身于胡同和小型的公园里，这反而有利于它们贴近市民，成为开启民智、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

1908年，仙露寺旧址上的商品陈列所，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观，人们发出“吾华制品多如许”的赞叹；1913年，力学胡同交通大学校内，开设了北京近代最早的博物馆之一的交通博物馆；1914年，中山公园的前身中央公园，开设了卫生陈列所，它不仅是北京最早的医药卫生类博物馆，也是北京最早的健康教育机构，一直到现在，它都在发挥着作用；1916年，兵马司胡同15号院的两栋小楼内，不仅诞生了早期的地质博物馆，还孕育出中国早期的地质科学。

1 回民学校曾建商品陈列所

在广安门内大街路北、广安胡同南口以西，有一座北京市回民学校，心细的人会发现，学校里有一块铭文，记载这里曾是仙露寺原址。仙露寺原址与北京早期博物馆的兴办还有一段渊源。

曹子西主编的《北京通史》载：“隋唐以前，由于幽州佛教尚不甚盛行，故而寺宇寥寥无几。燕地普遍建造寺院是唐初开始的。这时的燕地佛教发展已较为普遍，故而所建寺宇日增。其新增寺宇主要之著名者，有仙露寺、悯忠寺等。”悯忠寺即被称为“京城第一寺”的现法源寺，初建于645年（唐贞观十九年）。仙露寺在明代曾重建，称增寿寺。1908年，仙露寺迁至南横街，在仙露寺原址上，兴建了工艺官局所属商品陈列所。它也是北京最早的具有博物馆性质的陈列所之一。

当时的陈列所主楼为三层，两翼为两层，两端各建有两层八角形亭楼，整座建筑中西合璧、精巧别致。陈列所内展出各省送来的工商产品、地方特产和工艺官局及京城生产的工艺品。当年，陈列所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观，人们发出“吾华制品多如许”的赞叹。

1949年10月，在工艺官局陈列所旧址建立北京市回民学院，1985年改称北京市回民学校。

2 力学胡同有北京最早的交通博物馆

力学胡同在西长安街以北，东起府右街，西至横二条，原名李阁老胡同，1965年改为力学胡同。

李阁老胡同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胡同。胡同名称的来历，也充满传奇色彩。

明朝时，有两位李姓官员做到内阁首铺的位置，被尊为一代阁老。李阁老胡同的名称，人们普遍认为是来源于李东阳。《长安客话》中记有：“李文正东阳赐第，在灰厂小巷李阁老胡同。”

但有资料表明，在李东阳被赐居时，这条胡同已叫李阁老胡同了。因为此前，另一位明朝大臣李贤曾经住在这里。李贤的名气似不如李东阳大，但他为官时间比李东阳更早，历宣宗、英宗、代宗，复辟后的英宗及宪宗五朝。李贤比李东阳住在这条胡同的时间更早，因而李阁老胡同的得名更可能是源于李贤。

1908年，当时清政府的邮传部在李阁老胡同的李东阳故居及祠堂遗址上创建了铁道管理传习所，旨在培养铁路管理人才。1910年，改名为交通传习所，这也是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1913年，在校内设交通博物馆，为北京近代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交通博物馆陈列分为四部分：工务、机务、车务和图书仪器，共有各种模型、图表等8000余件，同时还展有铁路沿线的物产和出土文物等。这在当时是规模较大的科技类专业博物馆。

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迁往湖南、四川等地，1946年迁回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交通大学迅速发展，李阁老胡同内用地不够，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西北郊红果园另建新校舍，是北京大规模建设高校中建得最早的一所。现在交通博物馆旧址上是北京力学小学。

3 古观象台变身天文陈列馆

建国门立交桥西南侧有一段古城墙，上面放置了很多精美的古代天文仪器，这就是北京古观象台。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以建筑完整、仪器精美且保存完好而著称，它在东西方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1279年，在大都城东南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建有一座天文观测台，名为司天台。上置郭守敬、王恂等人创制的筒仪、仰仪等仪器，后毁于战乱。1442年，明朝正统年间，复制元代仪器，并称观星台。清代沿袭明制，观星台改称观象台。

清康熙、乾隆年间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德国传教士戴进贤先后监制，制造了8架大型铜铸天文仪器，造型美观，雕刻精湛。这些仪器不仅是天文观测工具，还成为珍贵文物。

辛亥革命后，观象台改称为中央观象台。1929年，改为国立天文陈列馆，观象台只用于气象观测，不再进行天文观测，这也结束了长达500年的世界上历史最久的连续天文观测史。

1956年5月，古观象台以北京古代天文仪器陈列馆的名称对社会开放。1967年，修建环城地铁时，因地下工程危及台体，周恩来总理指示“古观象台不能拆，绕道施工”，这座古迹也得以保存。

1979年8月，北京连日暴雨，古观象台东北角坍塌，东南角开裂，后进行大力抢修。修复后的古观象台外观依旧，城墙内部不但进行了加固，还建成了上下两层的展室，于1983年重新对社会开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天文科普教育的重要场馆。

4 两栋小楼见证地质科学发展

兵马司胡同东口不远，不少人会被路北15号院内的两栋欧式楼房吸引住。楼房造型朴实，色彩淡雅，别具趣味。东面的一栋坐北朝南，楼的侧面还有一个三层的附楼。西面的一栋两层小楼坐西朝东，中间还有一坡顶阁楼。仅从外貌来看，便知这里蕴藏着无数的故事。殊不知，这两栋不大的楼房不仅成就了中国早期的地质博物馆，还孕育出中国早期的地质科学。

1913年，中华民国实业部在丰盛胡同3号成立地质研究所，研究所内还开设置了标本陈列室，展出不少矿石标本。1915年，丰盛胡同以北的兵马司胡同、原师范学校的校址内修建两栋欧式的研究用楼。1916年，丰盛胡同的地质研究所迁入新楼，并更名地质调查所，标本陈列室也扩建为地质矿产陈列馆。这里也迅速成为地质学家聚集的地方。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章鸿钊、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地质学博士翁文灏等先后任地质调查所所长。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先后任职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他们也为创建早期的地质科学奉献了自己的力量。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时的26名会员中，该所会员占20名，它当之无愧是中国早期地质研究的大本营。当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李四光也常光顾这里，与他们一起讨论研究。如今，这两栋楼静立在胡同边，见证着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

1958年，新的地质博物馆在阜成门内大街东口路南建成，1959年10月正式开馆。2001年，又启动了馆史上规模最大的修缮改造工程。如今，在西四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有一幢平面呈L型的六层浅灰色大楼，这就是我国规模最大、成立最早的全国性地学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

新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分为地球厅、矿产岩石厅、宝石厅、史前生物厅、国土资源厅等多个展厅，馆藏标本达20余万件。其中许多是国宝级藏品，包括世界上最高大、保存最完好的鸭嘴龙类恐龙化石——巨型山东龙；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元谋人的牙齿化石；鸟类的祖先、身披羽毛的恐龙——中华龙鸟；世界上最大的水晶单晶晶体——水晶王等等，这些镇馆之宝都因其稀有珍贵且极高的科学价值而蜚声海内外。

5 卫生陈列所一直发挥作用

明清时期，紫禁城的西南方为社稷坛，是皇家祭祀太社（土地神）和太稷（五谷神）的场所。1914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发起士绅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名中央公园，于1914年10月10日对公众开放。

中央公园内除原有的拜殿、社稷坛等古建外，还新建了唐花坞、水榭、松柏交翠亭等新景点。特别让当年的游人感到新奇的是在社稷坛西南新设了卫生陈列所。

卫生陈列所不大，展品却不少，分为饮食卫生、居住卫生、儿童卫生、生理解剖、传染病、寄生虫等多个部分。玻璃橱内陈列的各种标本、挂图和表格是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这个小小的陈列所不仅是北京最早的医药卫生类博物馆，也是北京最早的健康教育机构。

1928年，中央公园改称中山公园后，卫生陈列所仍在公园内。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为北京市卫生教育所，一直坚持进行健康卫生教育和各种有关防病、健康等方面的展览。

6 中国博物馆协会有三十余会员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北京的博物馆事业迎来了一个小高潮，除上面提到的博物馆、陈列所外，相继建成开放的还有以下场馆：

国剧陈列馆。其馆址在宣武门内绒线胡同。馆内收藏和展示了原内务府档案中有关戏曲的资料2000多种、戏装及剧照一万余件。

天然博物馆。其馆址在西直门外原乐善园、继园和广善寺、惠安寺旧址上。清朝末年，因为实行新政，1906年这里改建为农事试验场，东边为动物园，西边为植物园。1929年改组为天然博物馆，是现北京动物园的前身。

北平研究院博物馆。它筹办于中南海怀仁堂，设有理工、艺术、风俗三个陈列室，1931年对外开放。

通俗博物馆。它由当年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筹建，馆址在石驸马大街，即今新文化街。展品主要是动植物标本，馆内共有8万余件展品，是自然博物馆的早期雏形。

在短短数十年间，国内开设了如此多的博物馆、陈列馆，需要一个组织来管理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中国博物馆协会应运而生。

1935年5月，在景山公园绮望楼内召开了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大会，选举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为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还以“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并谋博物馆之互助”为宗旨，团体会员达到30余个。中国博物馆协会出版会报、编辑丛书、举办展览，作了许多有益工作。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猖獗，局势日益紧张，刚刚兴起的博物馆事业再一次遭到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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